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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种宣泄心灵与情绪的冲动，
设计是一种表现智慧与品位的行动。
要使一个国家得到真正的进步，设计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愿用自己有限的脑摺皱来指挥双手发出我微薄的力量去为之，
我愿与更多的人为伍！”
———吴 勇 Wu Yong
■1965年生于湖北武汉，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书籍装帧专业。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装潢设计系、西华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与吕敬人、宁成春、朱虹共同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并出版了一本特别设计的作品集《书籍设计四人说》，在当时出版界引起极大效应，带动了书籍设计观念性的改变并影响至今。
■1998年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勇设计工作室。
■1995 年，《范曾画集》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中央展区一等奖；1998年，《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获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共产党宣言》获1998年装帧艺术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委员书籍装帧艺术展金奖和香港设计师协会奖，2000年赴德国、法国作学术考察，2000年设计的《红楼梦烟标精华》画册获香港设计师协会双年展亚太区金奖，2000年受奥申委委托执行设计申奥报告书的第二册（场馆报告书），2001年设计的《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获「国家图书奖」，2001年，个人工作室形象海报获「首届香港奖」，2003年获邀设计「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2003年设计邮票《中国民族乐器·吹奏乐器》，2003年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作专题采访，2004年由奥组委指定设计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本出版物《中国印·舞动的北京》，2004年设计邮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
1996年，你和吕敬人、朱虹、宁成春三人一起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并出版了《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有人称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书籍设计便开始独立化和商业化了。
吴勇：准确地说应该是书籍设计从那个时候开始自由化了，在学术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并非是商业化了。以往做书籍设计的人，都是出版社的美编，是一种体制化和机制化的工作。那个时候美编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状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设计，也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一些事情并不想做，但是还是必须去做。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在做设计时你会更多地考虑一个设计它学术上的东西，而不注重商业性？
吴勇：学术性和商业性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是要分情况对待的，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做书有时纯粹就是概念性的，当你做一些书时，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它是否能够出版。而在做另一些书时，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出版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在商业甚至是体制的限制下在设计上多做学术性的探讨。一本书从根本上说，它只要出版了，本身就是商品，关键就是看如何更多地在商业基础之上，从设计上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让整个时代，整个理念选择性都更多一点。
新京报：那么除了注重学术性之外，在设计上你还有没有自己特别注重的风格？
吴勇：设计师和画家是不同的，画家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是反对有风格的。设计师是为社会服务的，设计师的宗旨就是不断地探讨引导性作用。我认为设计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单单只是包括书籍设计，还包括其他许多种设计。所以，设计师必须不断地有各种风格的形成，还要尽量避免与别人雷同，更要杜绝抄袭别人的设计以及别人的创意。
新京报：你的设计作品被很多人称为是比较前卫的，你如何看待前卫设计和传统的、民族的设计？
吴勇：其实我的设计并不前卫，要是大家看过国外的那些书籍设计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前卫。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也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如果只是把这些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往设计作品上简单地一拼，肯定是不行的。这只能说是把老祖宗的东西照搬过来，我把它们称为“懒惰设计”，这不是一个设计师应该做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做线装书，就是把古老的线装书形式硬搬过来，完全按照那个时候的东西来做，这就是一种吃老本，我觉得这应该是考古专家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应该是在对传统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用现代的语言在传统上进行发挥，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工艺，但需要有新的表现方式。
新京报：有了个人的工作室以后，你的设计是不是和在出版社工作时不同了？
吴勇：这个当然。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的设计有了更多的自由，也可以说我现在有了双向的选择，我可以选择委托人，委托人也可以选择我。有时候委托人他对书的要求我不赞同，现在我就可以拒绝，可以不做这个活儿。但以前在出版社这就是不行的，就算自己不愿意做，但是为了工作还是必须做。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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